Category Archives: 信仰傳承

靠神大能不住傳道

簡記李璧夏醫師

周蒙愛

敬虔父母

母親李璧夏(1909-2005)生於甘肅蘭州,祖籍福建惠安。清末她父親李文祥外派,先後出任蘭州郵政局長、鹽務局長;她母親張愛蓮為家中長女,持家未上學且晚婚,婚後三月,她便開始以閩南拼音學讀聖經,一直到老。我從初一起到上大學前,都陪她同住,知道她的這一習慣——每日讀聖經,也讀報。

外公少年時在教堂掃地,傳教士樂意讓他讀書。他從福州英華書院畢業,考入北京協和醫學堂學醫,由於家貧,僅一年輟學去當郵差。大清國貪腐,收不上稅,國庫空虛,委托英人代理郵政、鹽務、海關等,外公因誠實和英文好,屢次受到提拔,升為局長。後外派雲南、甘肅等省,得雙倍津貼供子女子姪上學。外公平日生活儉樸,五十年代初入殮時才將手縫布襪換為洋襪。

被主救活

璧夏於12月25日聖誕節出生,四十天時因種牛痘後患肺炎及嬰兒硬化症没了呼吸,外婆誤以為已死,放炕邊地上。外公下班大驚,策馬飛馳內地會求醫,適逢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次子兒科醫師戴存義(Frederick Howard Taylor, 1862-1946)在。這位45歲的英籍傳道人,當即騎馬趕來,將嬰兒浸入一盆溫水,示範外婆不時以一勺温水出、一勺熱水進,以維持水溫,並用一絲棉花查看嬰兒鼻孔是否出氣兒,最终將她救活。

外婆從小對母親講這事,她六歲便立志學醫,説:“長大後,我也要做兒科醫生,也要到內地到遠方行醫傳福音救人”。日後,主一一成全了她的心願。

主賜全優

外公携家眷返京述職,將两個女兒,九歲璧夏及十歲雪夏,交托北平慕貞女校校長及女傳教士,與她女兒同學。一年之後,二女功課都趕上來,後從天津中西女中畢業,主賜全優。

1928年9月母考上燕京大學醫學預科,1931年入讀北平協和醫學院,1936年6月畢業,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SUNY醫學博士,有資格在美國紐約州開業行醫。因學業成績連續八年得第一,她榮穫文海獎金(Wenham Prize)並金鑰匙奬,旋即留校任教兼兒科主治醫師。其時,洛克菲勒的外甥施耐德罹患小兒麻痹症,入院協和,經她啓用最新人工鐵肺救治痊愈。出院時施耐德為表感謝,邀她赴美進修三年,並全款代付學費及生活費用,她婉拒了,僅收所贈派克金筆留念。

大罪重罰

1936年初夏,協和小禮堂禮拜完,廿餘人上二樓討論,耶穌是否是神的兒子?若是神子,可自己從十架下來。最後輪到她發言,問:“祂下來了嗎?”答:“沒有。”又問:“耶穌是神兒子嗎?”答:“不是。”不久,畢業同學出遊廬山,她回來後即高燒昏迷,被告知得傷寒不治,在隔離間等死。

悔改得救

一日護士問:“李大夫,你得救了嗎?”她說:“我沒掉水裏,為何要得救?”因她狂傲,護士轉身就走。璧夏看她將走到門口,便招手示意她回來,護士問:“你要甚麼?”答:“一本聖經。”

她用七天讀完新約,覺得羅馬書很扎心——“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罪的工價乃是死,死後且有審判”,她開始認罪。主說:你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公義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淨你一切的不義(約一1:9)。她跪求:“主赦免我,聖靈住進我心,管理我,願蒙光照洗淨,願悔改得救。”她從昏迷高燒,一下退燒痊癒,醫生稀奇,一問之下,她承認重生得救。

與父同工

家父周康耀(1905-1982) 生於南美洲英屬圭亞那,1930年為英國浸信會差派赴華傳道。1936年父亲植堂北平寬街教會,並報備市政府。其時家母在協和進查經班,聽他講道,二人認識相愛。後來協和總務長兼女生學監的三姑光耀,勸她與康耀結婚、助他傳道。

1937年6月30日他們在英國領事館註冊結婚,當時父親要入中國籍,英領事却將璧夏註冊為英籍,或許這是神的美意,因不久即發生 “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兩月後母親隨父親赴內地傳道,毅然辭去協和醫學院教職,全校轟動。婚後一月他們變賣鋼琴傢具,欲轉道越南河內赴昆明,此時因有英國護照得以通行無阻。英領事館在其護照上注明:“浸信會宣教士,旅行範圍雲南貴州”。入滇後,她在昆明最大的惠滇醫院任兒科醫師,又到曲靖分院任院長,醫病傳道方便。

長子夭折

其時雲南霍亂流行,其三歲長子亦不幸罹患。母親整日在醫院忙著搶救病人,待進家門時,兒已昏迷。只見他兩手上抓,問他:“你要甚麼?”答:“夠不着!天使來接我了!” 父母跪下祈禱:“主啊,你若要接他,我們順服。”

痛失長子後,二舅李溫平開吉普,帶父親遊他主持修建的滇緬公路散心,不料車閘失靈,急劇下滑,父高唱:“再唱信心的歌,無論夜如何黑,你若讃美,神要工作,使你所信能得,使你所信能得!”吉普驟停,此時已有一車輪懸空峭壁。溫平說:“康耀,我們得救了!” 遂出車用石塊墊好三輪,緩緩倒回。我哥曾問:“爸,你是怎麼叫車停下的?” 父答:“就是要信啊!”

贛粵閩滬

抗戰後父母輾轉江西、廣東、福建及上海。1944年8月到梅州廣益女中,設私人診所,兼兒科醫師,父教音樂,在東門禮拜堂聚會,又去汕頭與四姑美玉會合,四姑記得父親為國軍講道。1948年,全家遷至福州鼓嶺倪柝聲主辦的執事之家,母親把在梅縣的私人診所搬到福建福州鼓嶺,開設鼓嶺診所,免費為農村鄉人治病。診所有診室、藥房,化驗室有驗血用的德國蔡斯顯微鏡。我還記得幼時愛看母親在藥房配藥和牙膏。

1950年解放後,土改工作隊來了,1951年母親把她自己的私人診所全部無償獻給國家。但由於診所與基督教有關,診所的醫生、護士、及工作人員都被管制。半年後,母親因病需要去上海手術,管制才被解除。

2018年我重回鼓嶺,與當年同輩見面,老鄉還記得李璧夏醫生醫病傳道,方圓四五十個村莊,只呼她出診救急,仍然憶及她親赴各村,自下福州購藥,並兼任小學校長等往事。那裏八成村民現在仍信主耶穌。

1952年7月,母親带着四個孩子到上海,與1952年由香港回國的父親相聚。我們始居銅仁路福音書房,後搬陳子萬弟兄自住的華山路132弄時興村1號。平日父親走路去福音書房創作並编辑出版1052首聖樂,經由香港傳往世界各地,母親在宋慶齡基金會所屬上海婦幼保健醫院任兒科主治醫師,平時有車接送上下班。母親常陪宋慶齡及沈粹縝視察醫院。在上海她與協和同班紅十字醫院院長黃淑瓊、兒科專家宋傑等重逢,因父親他們用英文交談甚歡。

聖靈帶父母走過贛粵閩滬,在滇生二子一女,贛生我,粵生小妹,順序為:蒙悅、蒙召、蒙恩、蒙愛、蒙選,名字均取意於聖經經文(西3:12-16)。自我記事起,就聽見母親每早晨五點準時讀聖經給我們聽。

由滬遷京

1956年上海銅仁路的福音書房被迫關閉前夕,中央音樂學院的二位教師接父親去任教。外公李文祥病故,外婆邀我赴京陪住。神賜母良機,赴京參與創建北京婦產醫院。編寫規章制度,頗受重用。我在滬、京十五年,見她日夜無休,買藥看病傳福音堅固信徒,疑難雜症重病她都能看,頗受人歡迎。然而母親堅持信主不入黨,逼害隨至,文革挨打抄家,站桌上批鬥,她閉眼禱告,甚麽也沒聽見,直到人喊,鬥完還不下來!某日操場挖坑,就差推她入坑,有護士喊,饒了她吧,她死了,醫院規章制度還要嗎?都是她寫的。文革十年,被鬥掃廁所,住廁所三個月,鹹菜度日,一月只發15元生活费。因有主同在,兼傳福音,掃廁所特認真,不以為恥;為義受逼迫,不怕屈辱,為主值得,只為榮耀神。

在美勸勉

1985年我在美國麻省工作,邀母來美。1986年2月10日至20日,母親被里根總統請去白宫參加早餐禱告會。在早餐會上,里根總統說,請Dr Li發言,母親便起立祈禱,提到美國一些大學不許公開讀聖經、離婚率過高、給女中學生發避孕葯作法消極、應積極加强教育,以及早餐會吃得太好但禱告太少等等。她數算美國虧欠神13項,求神引領美國覺醒復興。某宗教領袖拉她坐下,曰不可不敬總統,母親答:“聖靈賜話語,不可不説。”里根總統聽了,説: “很久没有聽到這樣的禱告了!” 便囑咐她也到每個分會場去講。參加早餐禱告會有美國50個州的州長和美國各大學的校長,以及宗教界領袖,里根總統夫人南希、副總統布什及其夫人巴巴拉也在座,母親和他們同桌進早餐。在禱告會上,母親也勸時任白宫主要顧問牧師葛培理(Billy Graham)去中國講道。

1988年葛培理到上海沐恩堂講道,派人到上海泰安路120弄8號,請我姐姐和姐夫去聽道,又在希爾頓大飯店與他們再次見面。第二天,葛培理被當時上海市長朱鎔基接見,他們二人合影的新聞照片,登在《文匯報》頭版。

1991年1月31日,美國總統布什和他夫人出公證的邀請信,再次請母親赴華盛頓參加總統早餐禱告會,這是她第三次來美國。禱告會後,母親在華府二萬青年奮興會勉勵,又到十四州幾個退修會證道,也傳福音給個人,並再次見到葛培理及夫人Ruth 。她說,Ruth是她的好朋友。

10月31日母親回國前,請她給我勸勉。她講了有關蒙愛的經文。又説,要愛,還要溫柔(Meek)。我慚愧至今,存記在心。

熱愛福音不住傳道

母親一生藉看病傳福音所及,我難計數,神都知道,我問最小的表弟:希禹,你和侯梅怎麽信耶穌的?他笑着說,因為二姑呀。1995年,我帶她和妹妹去北戴河開臨床腫瘤和癌症標記會議,住在鄧小平套房,她還是見人就傳福音,説:得時不得時都要傳福音。

母親來波士頓時,見到我的同事朋友,照樣傳福音。有位同事聽見就連聲說道,你母親在講道嗎?母親每天跪在兒子床邊為他禱告,那時我兒還在六年級,倒是呼應她作見證。她説一天三次為他禱告,要他學醫好傳福音,我看他身體性格沒信心,但是母親堅持祈禱蒙神垂聽。相隔六年未見,見面上車就叫我們跟著她背詩篇第一篇中英文。最后1991秋天離別時,她還説,她一周讀了一遍新約。

四伯Joe去世,請來四伯母,母親與每天換一個地方傳福音的四伯母Aunt Margaret正好談得來;與其他周家親友也是, 四姑次子Alec和太太Eudora(家族記事作者大律師周雅各的次子明和與海倫),個個都熱心愛主並傳福音,這是周家數代傳統,充滿頌讚詩歌和禱告分享。

母親是第一個向我婆婆傳福音,向我妹妹的公婆傳福音的人,都有回應;那是文革中,我婆婆腦子清楚,她手放在胸口,點頭贊同我母親,我既高興又大為吃驚。

榮歸天家

母親85歲時一度失憶不認老友,後恢復帶領禱告及背誦聖經,逐漸改善。90歲背詩篇第19篇中英文給闊別十多年的外甥,我對照聖經聽她,竟一字不差。過年時央視聞訊,大雪天開兩輛大車,來家連續錄像,錄下九旬老母親背唱聖詩卅多首。其實她天天如此。

2005年1月30日主日唱詩歌,忽聽不見她的大聲,因她呼完最後一口氣,安息主懷。

父母合葬於北京錫安園,墓碑石棺上刻有以馬忤斯路上主為門徒講解聖經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路24:44)

作者屬愛主團契

責任編輯:陳一萍

為愛喜樂順服的傳道人——周康耀

周蒙愛

【編者按】這是一個有故事的家族,乃是歷史 (History) 的主藉著這一家族顯明祂的作為,祂的故事 (His Story)。而歷史長河中的涓涓溪流,正是一代又一代經歷祂作為、述說祂作為、記錄祂作為的故事所串成;感謝蒙愛姐妹忠實記錄了她父親一生的故事。不但如此,她也曾寫下她祖輩數代的故事,詳見《心版》第28期(2018/12)《數代奇恩:宣教往事》、第29期(2019/12)《神怎樣帶領我祖父大衛》;願這些故事不斷激勵著我們,更緊緊地跟隨主的腳踪前行。所附家譜供參考,以明數代人物之關係。

簡歷身世。 家父周康耀(Charles Henry Ewing Chow)1904.3.18出生於南美洲英屬圭亞那,1982.8.21卒於北京,是鋼琴演奏家、作曲家、獨唱及多聲部歌唱家。在英國浸信會受訓講道後赴華宣教。1930年任上海海關高級職員,1932年北上清華教授音樂,开始從家庭查經到1936年組建北平寬街教堂。1937年與協和畢業留校的李璧夏醫師(Esther Pi-Hsia  Li,Bixia,1909-2005)結婚,婚後即赴內地宣教。1948年在汕頭講道、到福州鼓嶺執事之家奉獻,其時祖父子女五家齊聚香港,他本要接家眷出國,卻為福音缘故再回國。後任上海福音書房音樂編輯,出詩歌本三冊1052首。1956年初教會及福音書房被迫關閉。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管弦两系主任易開基、許勇三派二人接他到中央音樂學院任教,1964年他退休返京。1978年到離世前,任教中國醫科院協和研究生院英文口語。謹此簡記家父身世為人。

幾代信主。曾祖周洛伍牧師 (Luk Wu Chau),探访移民苦力蒙召,富戶高祖將兒獻與主。洛伍赴南美種植園做苦力傳道,在英屬圭亞那喬治敦植堂兩座,勞累早逝。祖父大衛9歲喪父,輟學進姐夫店學商。優銀牧師贈他姓氏(Ewing),班主任Hewlings每晨5時教他,半年讀完8年級,至囑:“無論遇何事,神必領你走過。”12歲因受浸被姐夫逐出,然大衛勤工事主,16歲即被立為教會長老。祖父因信譽卓著亦成企業家,並任英法荷屬圭亞那三國基督教聯合會長,曾奔波三座教堂以雙語講道,深孚眾望。後於中年過勞離世。祖母安梅利(Emily  Leung, 1870-1927)賢德聞名,育八子四女,在子女越洋宣教前後過世,送殯者眾。

幼年顯露音樂天賦 樂遵祖訓赴華植堂

音樂天賦。祖父大衛家業漸豐時我父出生,11子女均上牛津良校,家教重德才音樂體育,每主日崇拜後孩童禱讀頌讃。家父初學琴即顯天賦,他在四面開窗風滿樓堂的客廳獨自練琴,琴聲風聲震撼交融,老師催祖父另擇良師。後師從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女教師半年,入選皇家音樂學院主辦鋼琴大賽,9歲的他彈奏拉赫馬尼諾夫#C小調前奏曲和巴赫G小調前奏曲一鳴驚人獲金奬。曾兩年蟬聯倫敦音樂學院鋼琴賽金牌。英王喬治五世1910即位後,巡視英聯邦各地,親臨英屬圭亞那他家,孩童的他遵命演奏,博得英王親吻讃譽。

過洋宣教。祖父遺訓 “往普天下去傳福音”。我三伯雅各律師(James,1894-1980)出售家居巨宅及全數糖廠店鋪,資助宣教。1927年四姑美玉先赴華,1930年三姑光耀與家父同船抵滬。協和李宗恩院長聘三姑任後勤總管兼女生學監22年。六叔(宏寶Robert ,1907-1992)離港大醫學院,到燕京大學學國文,隨美國牧師華北內蒙佈道。家父持英國特許會計師執照,任教於會計學院,并受聘上海海關高級職員二年。其間為以純正國語講道,曾交費專門學習華語。後赴清華大學教授音樂,曾與馬思聰等名家同台演出,倍受歡迎。在京時與三姑一起,從家庭查經拓展到植堂,現著名的寬街教會即由家父周康耀、平新我、陶猛於1936年報備北平市始設立。2008年奥運小布什總統訪華,曾到寬街教堂禮拜。

婚後內地傳道   臨危高歌獲救

內地宣教。三姑曾對璧夏説:你與康耀結婚,好助他傳道。1937年父母結婚,父親想入華籍,英領事注冊結婚時却將母親入了英籍。新婚夫婦變賣一切去宣教,憑英國護照他們經河內抵昆明。璧夏是協和唯一連續八年第一名、獲金鑰匙及文海獎金留校任教的主治醫師,她辭職傳道被協和及娘家看作“瘋癲”。在昆明家母任惠滇醫院副院長,主管婦兒科,為西南聯大、航校師生看病傳道,並哀痛航校弟兄空戰抗日幾全犧牲。父母初抵滇時僅餘錢九角,恰逢英宣教士返國,贈父鋼琴,度過難關。60年後該牧師赴京觀光恭王府,竟巧入附近家門與家母驚喜相逢,憶及此事。當年家父與六叔翻山傳道,隨俗學方言,以防土匪綁票。多年後我妹蒙選赴滇扶貧,還遇到老鄉說起“大周小周”當年佈道一事。倪柝聲母親林和平、教會文獻、唐守臨等均有回憶我父母宣教蹤跡,不贅。

所信能得。時值雲南霍亂流行,我母忙於救治。一日,我長兄蒙悅(David,1938-1941)看護弟弟蒙召而染病;母親進家見兒昏迷,父母祈禱唱詩,蒙悅兩手上抓,説:夠不著,夠不著!問:夠甚麽?答:天使來接,夠不著。父母説:主啊!你若接他,我們順服。蒙悅睡了。父哀働欲絕,父子情深相像,長子一歲半讀經識字150,三歲善勸父母。其時二舅溫平擔綱修建中印、滇緬戰略公路,慰我父喪子之痛,帶他觀景,不料車閘失靈下滑,人皆大驚失色,我父高歌:“再唱信心的歌!無論夜如何黑;你若讚美,神要工作,使你所信能得!”遂吉普驟停,一輪正懸峭壁外。二舅用石墊妥三個車輪,説:“康耀,我們得救了!”我哥哥曾問:“爸,你怎麼叫車停下的?”他說:“就是要信啊!”二舅95歲時,說,“有那次經歷,一輩子都不會不信!”

喜樂順服編輯詩歌   北上中央音樂學院

順服事主。1948年我們住汕頭四姑家,我父曾在街頭講道,後經福州海關巷倪柝聲家上到鼓嶺執事之家,開辦診所奉獻一切。1948-1952年祖父在華宣教的子女五家到港聚齊,我父本欲接家眷出國,卻為福音緣故回滬,辭別兄姐道,我們靠主,不要寄錢。他兄姐等人離港,赴加拿大、新加坡、南美、美國繼續宣教,獨留我父一家在華。1952年家父住上海同仁路福音書房編輯詩歌、負責音樂崇拜,為千首詩歌寫易彈悅耳和弦,工程浩大。記得在亭子間他大汗淋漓,沒空教我們,由我帶妺去岳陽路倪柝聲家學琴,到基督教青年會演奏。主日一早父子到南陽路聚會處掃廁所,哥問:為何掃廁所?答:需要。1957年外婆邀請我們赴京陪她住,1958年6月我和妺在寬街教堂受浸。7月全市60間教會併為四堂:缸瓦市、崇文門、珠市口、寬街,不久又都關門。

音樂治療喚醒心靈  幾經危難蒙主保守

蒙主保守。我父童年教師大提琴琴聲悠揚、芭蕾舞舞姿翩翩,南美民間濃郁風情舞曲,全融入他早期教育中。他記性極佳,老年偶聞南美曲調,記憶閘門頓開,即興彈奏,節奏獨特,舞意盎然,一展西班牙舞姿令人稱奇。我父倡導音樂治療。深知頌讃、仰望、安慰、激勵,舒緩、寧靜,能救治心靈、有利康復。他彈琴為奄奄一息垂危者恢復脈動,使孩童破涕為笑,令老者油生鄉愁。1978年改革開放,失聯28年海外來鴻,他欣喜寫下:“回家吧,歸來吧”的感人英文詩句。我父情感豐沛,隨興彈唱廣受欣賞,為感悟讃美之人配詞寫曲。作曲家黃安倫説:“我查出你父親為倪柝聲譜寫數曲。”1956年朱工一得知福音書房關閉,立即邀請他北上任教。(朱工一後來接任易開基為鋼琴系主任。)鋼琴系主任易開基和管弦系主任許勇三派教師二人到滬,接他去中央音樂學院(時在天津)任教,直至1964年退休後回京。

喜樂滿懷。我父頌讀聖經開心,隨處默禱歡暢。囑我:不看外表,不聽聲調;安靜主前,服事底層。十歲的我聽此言,頓生敬畏。1956年上海教會關門,他北上任教,紅房子醫院黃淑瓊母女知其所愛,擺滿鮮花送行。父係博物學家幾筆速繪花草,隨處指認花草“科目種屬”。他翻曬大英百科全書,我看非洲民情精美圖片,聽他談童年黑人摯友。父親晨跑後海,午游什剎海到70多歲,泳壇冠軍穆祥雄之父穆成寬是他泳伴。他多年免費教英語,帶我看訪中風的學生母親。我亦隨他探望過波蘭猶裔音樂家夫婦普都氏卡及瑪麗,到樓頂鐵皮棚屋看肝病重患謝叔叔。我考入協和医大及畢業赴青海藏區行醫時,他都為我按手禱告。雖他老友多名人(註1),卻與稚童老弱為伍,與卅年代澡堂工友往來;我父接來缺臂無腿殘疾人坐他床上,墊妥枕頭棉被,家人不快,唯姐夫澤才願背進背出。父親熱情風趣,初二時我表姐同班與他笑談甚歡,未料後竟成我小姑。鄰里都愛他純真爽朗。

摯愛基督以神為樂,熱心福音直到安息

持守愛主。我父鍾愛聖經原則。為宣教他三度放棄薪職名望家財:赴華、赴滇、回滬,他只可惜攝影的四鐵箱照片留港失散。1930年任海關高職,卄年後回滬低薪是原薪零頭,他照舊快樂。在職場、教會及家庭遭遇不平順時,他常謙和笑唱:馬馬虎虎嘻嘻哈哈,讓它過去。海外親友為他是音樂家自豪,他是家人寵兒,卻樸素勤勉,自理頭髮及縫補,為我兒親綉中文名贈他毛巾。日常穿著整潔大方,喜烹調做甜點與人共享,惯於訂閱澳洲英文報刊。1966年文革恐怖,從未上學的外婆出租一室打成“房產主”被毆。外婆曾不悦我母新婚辭職隨我父傳道,但外婆被毆臥床四個月,因我母被被關押在醫院挨鬥,只我父一人在家悉心伺候料理,常瞒过红衛兵將雞蛋埋粥碗底餵她。他還技巧地“警示”紅衛兵“不要侮辱”領袖像,讓他們驚悚,說:“快讓這外國老頭走,別碰他!”在那個年代能讓红衛兵收手亦是奇事。當我母因信主在醫院受慘烈逼迫时,他站廚房浴室間對我低聲說:“我去醫院稱她‘李璧夏大夫’,我不改變!”  我就全明白了。

為榮耀神。我父編輯配寫和弦《詩歌增訂暫編本》三冊,於1956年出版,由張弟兄攜往香港流傳於世,各地教會采納編集傳唱。2000年在香港柏寧酒店,鋼琴家崔世光領我見張弟兄,聽他講親手送詩歌本到港之事。并憶當年在半山,我父指揮青年詩班高唱“榮耀,榮耀”,歌聲衝霄、霞光輝映、壯麗美景彰顯神榮美。2004年我父百年誕辰,我兄蒙召應“紀念聖詩傳華百年”音樂會之邀赴港。

我父深信所做一切,都為榮耀神,不留己名。他一生喜樂順服主,好憐憫富同情心,樂交友扶助殘弱,放膽傳道。其音樂經歷由中國音樂研究所名指揮家李德倫存檔,亦見於《中國音樂家詞典》第1000頁。1982年喜歸天家之日,仍在傳道,説:我見父母來接,叫兒孫都來道別。在病榻他賦詩作曲明志,他的靈床鮮花綻放。(註2)

註1.名人指:中央及中國音樂學院、舞蹈學院、藥科大學等創建人:馬思聰、老至誠、戴愛蓮、朱工一等,南京藥科大學校長劉國傑帶子西拉、媳陳陳來彈奏;戰友文工團長宋文喜、文征平夫婦來訪,歌聲震動屋宇。

註2. May  I Rest My Weary Soul in Thee, in Thee Alone!《唯在主裡我疲乏靈魂得享安息》,寫於1978年4月首次中風時;Formal Acceptance of God’s Love and Grace as Revealed in His Beloved Son《真確領受神愛子所啓示神的大愛和恩典》,1982年7月寫於病床;Hymn of Joy, Praise, Love and Adoration 《喜樂頌揚摯愛敬拜之歌》,周康耀賦詞作曲於六月,1982年8月21日被主接去。

作者簡介:屬愛主團契 責任編輯:陳一萍

石門坎,忘不了你

文:張建

每年夏末秋初之際,中華兩岸三地有兩個教師節:9月10日的大陸教師節,和9月28日的台灣和香港的教師節。教師節讓學生們從新學年一開始,就記住老師們的辛勤和光榮。

1935年春,成都華西大學舉行本科畢業典禮,一位叫朱煥章(1)的學生上台發言。他才華橫溢的演講,引起了台下蔣介石委員長的注意。聽完後,蔣不由得擊節稱賞:“說話通俗,道理深奧”,並單獨召見他,希望他到成都政府高級部門工作。面對如此仕途良機,朱煥章卻婉言拒絕了。他說:“我的老師柏格理告訴我們,每個苗族人受到高等教育都要回到石門坎,為苗族人服務。”蔣介石聽了大為感動,於是贈送他一頭荷蘭牛和許多農作物良種,以資鼓勵,讓他帶回家鄉。

柏格理(2)是何許人,能教導出這樣德才兼備的學生?

柏格理夫婦

進大山

英國西南部康沃爾有個小鎮卡米爾福特(3),鎮上有個叫柏撒母耳的男孩。他父親和爺爺都是基督教巡迴傳道。他12歲受洗,從小就夢想成為傳道人。後來因為家庭貧困,柏撒母被迫放棄了做傳道人的理想,17 歲時以全國第三的成績,考取了倫敦郵政銀行公務員。

青年时代的柏格理

1887年柏撒母耳23歲時,參加了由中國內地會(4)舉辦的海外宣教會議。他受到戴德生(5)博士的感召,決定放棄公職,遠赴中國西南傳教辦學。臨行前,他以儒家“格物致理”(6)之義,取名柏格理,字明星。

柏格理遠渡重洋,歷經艱險,終於在1888年進入中國雲南境內。途中,在長江的險灘上,船被撞成了碎片,他僥倖得救。幾年後,他赴昭通(7)負責當地的宣教事宜,在陡峭山路上因不善騎馬,被拋落山澗,差點摔死。 1905年,他應苗族一個分支大花苗的邀請,前往石門坎宣教。

石門坎,地處貴州西北角的滇黔邊界,群山環繞,高峻嚴寒。深居烏蒙山區(8)腹地的石門坎,千壑萬仞,土地貧瘠,用當地人的話來說,是“西部之西,邊遠之邊”,幾乎是中國當時最貧困的鄉鎮。在這片”化外蠻荒之地“上,居住著大約一萬五千名大花苗人。

石門坎遠景

為取得苗人的信賴,柏格理進入苗寨,穿苗服,說苗語,住苗家,與苗人同吃蕎麥粗糧,同宿臭蟲跳蚤成群的麥草堆,曾經在牛棚裡與母牛和牛犢同睡在乾草捆上。他在苗寨裡不騎馬、不坐轎,路上遇到苗民,就像看到長者一樣,總是先讓路,用苗語招呼一聲:“老哥,得罪了。“ 他向苗人傳教、施藥,卻毫無架子。由於與苗人同甘共苦,他不僅被苗人視為老師和醫生,還被他們當成可傾訴、可信賴的貼心人,甚至被苗人稱作“拉蒙”(苗王)。

柏格理夫婦與長子穿苗族服裝

大花苗人非常感謝柏格理來石門坎。聽說他要建教堂,於是每家出10個銅板,籌錢建堂,總共湊得大約5個英鎊,修了一個簡易的教堂,叫做“五鎊房”,儘管簡陋,卻是柏格理在石門坎建起的第一個教堂。這棟小教堂,也是學校,又是伯格理的住所兼辦公室。

石門坎宣教站

教堂剛建好,就有5000人受洗。很多人前一天晚上就翻山過來,第二天早上把泥巴衣服脫掉,換上節日的漂亮衣服,然後等著受洗。因為教堂小,眾人得分批受洗,每次只能進去30人,有些人一直等到晚上。天黑了,篝火升起來,大家為得重生而慶祝,一起頌唱讚美上帝的歌。

在來到石門坎之前,柏格理在昭通宣教,兢兢業業干了17年,受洗的人只區區十幾人,這使他感到很壓抑。那時,他主要針對中國的儒生讀書人,然而漢人,尤其是儒生,有一種“華夷之辨”,即認為中國是天下的中心,外邦都是落後野蠻的。如此自我中心的思想,使中國的讀書人很難接受孔孟以外的精神信仰,包括基督教。而大山裡的苗人,則完全沒這種思想負擔,毫無保留地接受耶穌的救恩,這讓他欣喜若狂。

開學校

為了反對中國的八股文教學,柏格理在昭通時曾將一所私塾改為“中西學堂“,最先在當地開設了天文、地理、英語、算術等新式教育的課程,並利用各種場所,介紹日蝕月蝕、水文地理等科普知識。

到石門坎後不久,柏格理準備辦一所正規的學校。他找到彝族土目(8)(當時苗人受彝族人統治),說想買一塊地,來建教堂和學校。土目問他:“你想要多大的地?“柏格理說:”只要一張牛皮大小“。土目聽了哈哈大笑:”一塊牛皮大的地,送給你算了,免得別人說我小氣。“哪知道,柏格理把一張牛皮切成細條,連起來圈出一塊60多畝的土地。土目又悔又怒,但話已經說出,只能把這塊地送給了柏格理。

1906年,石門坎小學正式開班授課,向苗民及一切貧民孩子開放。學校用中英雙語教學,男女同校,開風氣之先河。第一批20多名學生全是苗人,最大的已經年過半百。最開始,這所學校只有一個“初小班”,發展到1912年時,已經成為一所設有高級、初級班以及男女兩個學部的正規小學。

柏格理常為受欺辱的苗人主持公道,結果成了彝族土司的眼中釘,被他們多次圍攻毒打。一天夜晚,他的住宅被縱火,所有物品焚燒一空。 1907年春天,他在雲南興建石門坎小學的分校時,遭到土目惡徒綁架,受盡酷刑,被救出時已經奄奄一息,只得返回英國療傷。

1910年,柏格理帶著在英國募捐到的兩千英鎊,回到石門坎,建起了一幢石木結構的教學樓,裡面最大的一間,可以供100多名學生同時上課。 1913年,石門坎小學第一批苗族學生畢業,柏格理選派其中的優秀學生到成都繼續學習。這一批小“留學生”從成都畢業後,全部都回到石門坎,成為第一代苗族教師。這個傳統延續下來,一批又一批苗人學生到城市去求學深造,然後返回石門坎教書。以苗教苗,薪火相傳。

1926年,苗族歷史上第一位博士吳性純從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畢業。他放棄了留在成都工作的機會,回到石門坎擔任校長。碩士張有輪謝絕母校的挽留,回到石門坎教書。曾得蔣介石欣賞的朱煥章回鄉後,創辦了石門坎私立邊疆民族初級中學,一度成為鄰近三省近20個縣市的最高學府,管理96所小學、5所中學、1所神學院和一些醫療機構。在這樣的表率下,石門坎的學子紛紛回到家鄉,並且不斷把學有所成的學生輸送到其他苗族地區,使得石門坎成為西南苗族的科學中心、人才中心和文化聖地。

僅在石門坎教區,教會興建的學校就有50多所。柏格理曾經說:“哪裡有教堂,哪裡就有學校。”苗族村寨中的教堂和學校常常是同一幢建築,平時做教室,禮拜天變成教堂。他在石門坎傳播基督教的信仰過程和辦教育的過程是完全同步的。從1905到1945年間,這些學校培養了四千多位小學生,數百位初高中生,三十多位大學生和四位碩士博士生。根據1945 年國民政府的文化普查結果,漢族人每 10 萬人中有 2.2 名大學生,而烏蒙山區苗族每 10 萬人中竟然有 10名大學生! “化外蠻荒之地”烏蒙山區,成為“苗族文化復興聖地”,成為海內外學者口中的“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這真是奇跡。

創苗文

柏格理是英國康沃爾郡人。有趣的是,康沃爾郡的口音與苗語很相似,相隔萬里之遙的兩種語言裡,有些字詞的發音幾乎完全一樣。無怪乎,柏格理來石門坎不久,就能說一口地道的苗語。

苗人原來沒有文字。傳說他們曾經有過文字,但是在南遷時跨過大江大河時,大水把書籍衝走了,於是失去了文字。有意思的是,苗族人的衣服紋飾中留有他們的歷史記載。苗人的祖先是蚩尤(9),蚩尤在中原被黃帝(10)部落打敗,於是被他們往西南邊垂追趕,一直追到最偏僻的地區。苗人指給柏格理看,他們有的衣服三角形下擺上有一條綠色的橫槓,就代表這個部落在南遷中渡了一條大河——長江。如果有兩條橫槓,就表示渡過了兩條大河¬——黃河和長江。

苗文诗歌本

柏格理與漢苗教徒同工一起,潛心研究幾個月後,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又從花苗衣裙上的花紋和符號中獲得靈感,創立了一套簡明易學的拼音文字。稱為“大花苗文“,後來又稱“老苗文”。柏格理與其他牧師們合作,譯出了老苗文版的《聖經》和讚美詩。苗文《聖經》翻譯出來後,當時在中國找不到一個工廠,可以把大花苗文《聖經》製版印刷出來,甚至在當時工業最發達的上海也不行。最後找到日本橫濱(11),總算印了出來。學校也用苗文來編寫《苗文基礎》和《苗族原始讀物》等教材,還出版了苗文報。後來的苗族人用苗文通信、 記帳,記錄民歌、故事等,從此苗族的傳說、歷史、文化有了現代的載體。

苗文聖經

柏格理用花苗文編了《烏蒙山區平民識字課本》,用來有系統地在苗民地區開展掃盲活動。由此,整個烏蒙山區的學文化的風氣漸盛。比如,當時苗人的女孩對男孩提出的要求,就是必須把平民識字課本背下來,你能背下來,我就嫁給你。有了信仰,有了文化,人們的心靈開始變化。由傳教開始,創製苗文,編寫苗文教材,柏格理真正叩開了苗人心門。從那以後,石門坎聞名遐邇,各處苗人跋山涉水,慕名前來求學。

辦體育

柏格理愛好體育,尤其擅長踢足球和游泳。他跟學生和信徒們一起,每天課後花一個小時,在山坡上平整出一塊長約100米、寬約30米的平地,作為足球場。在這塊小小的球場上踢球,一不小心,球就會滾下山坡,所以石門坎小學的學生們都練就了出色的控球技能,石門坎的足球隊開始遠近聞名。

貴州第一個足球場

一次,貴州省的楊森(12)司令帶著他的軍人足球隊前來比賽,結果連輸兩場,最後才勉強贏回一場。楊森輸得心服口服。賽後他對自己的隊員說說 :“你們所有人都把鞋脫下來,送給對方的足球隊,你們還有臉穿鞋嗎!”原來石門坎球員沒有鞋穿,都是赤腳踢球。楊森臨走時,硬是要走了四名球員。從此,石門坎足球隊的名聲愈加響亮。後來,石門坎成為貴州省的“足球搖籃”。 1949年後的第一支國家足球隊,就有兩名隊員來自石門坎,那是後話了。

過去的苗人,一生只洗三次澡。出生時一次,結婚時一次,死亡時一次。生和死的澡都是別人給洗的,自己一輩子就洗一次澡。柏格理跟苗人一起,砍下竹子,打通竹節,從山上把泉水引下來,建起了游泳池,其中還分男池和女池,淺池和深池,講究得很。這是中國西南地區第一個室外游泳池。

從1910年開始,柏格理在端午節舉辦“同樂會”,運動會是最主要的活動,比賽項目包括籃球、足球、跳高、跳遠、拔河、游泳、長跑,還有苗族傳統的賽馬。到了1932年,石門坎第21屆運動會吸引了來自雲南、四川、湖南各省的100多支運動隊參加,盛況空前。

“球場上龍爭虎鬥,教室內外書聲朗朗,樹蔭下三五成群學生在潛心複習。集會出操號聲響徹山谷,蕩漾在數公里之外。”一位老人這樣描繪昔日學生生活的生動場景。石門坎這個邊陲小鎮,有了足球場、電信局、雙語學校、中學小學,麻風病院和郵局。當時海內外的信,收信地址只要寫石門坎,絕對可以送到。

回天家

1915年,傷寒症傳到石門坎,許多學生染病。在那時,傷寒是一種令人談虎色變的惡性傳染病,許多人,包括一些家長,都外逃躲避,但柏格理卻一直留在學校,照顧患病的學生和苗人。看顧病人時,他不幸被傳染上。他將僅有的抗菌藥物全部用在學生身上,自己再也沒有能起來。

柏格理的墓地

1915年9月16日,51歲的柏格理長眠在了這塊浸滿他汗水、血水與淚水的土地上。出殯那天,群山肅穆,大地嗚咽,數千百姓排成長龍,一路哭泣著為他送葬。下葬後,苗族同胞自發為他守墓,幾天幾夜不忍離去。後來,一代一代幾百名信徒死後,都葬在他墓地的周圍,密密麻麻,眾星拱月。他們生前不能和伯牧師在一起,死後也要世代伴隨他的靈魂。

天長地久,我心依然,柏格理那一份執著,在他離世後,並沒有廣陵散絕(13)。一代代的信徒,一批批的外國宣教士,前赴後繼,繼續在他的第二故鄉開拓神的國度,繼續他的文明傳承。今天到石門坎去,在苗人的教堂裏,所用的依然是一百年前伯格理用花苗文翻譯過來的《聖經》。他當年手植的從英國帶來的樹苗,如今已是參天大木​​。

來自英國的大樹

伯格理牧師篳路藍縷,和他的繼承人一起,在短短數十年內,把全中國最蠻荒的烏蒙山區,把這個被世界遺棄的角落,變成了西南苗族文化的高地,變成為西方人眼中的“文化聖地”、“海外天國”。想要知道信仰和文明的力量嗎?就看看石門坎吧。

有一首苗族民歌唱道:“見過的人都忘記了,只有花苗忘不了;走過的地方都忘記了,只有石門坎忘不了。”

柏格理老師,花苗人忘不了你。今天 是你去世105週年的紀念日,我們懷念你。

注:

  1. 朱煥章— 雲貴川三省交界地區著名教育家。苗族,生於1903年,貴州威寧縣人。
  2. 柏格理—Samuel Pollard (4/24/1864—9/16/1915),英國來華傳教士,創制苗文並極大地影響了苗族的歷史發展。
  3. 卡米爾福特—Camelford, Cornwall, England
  4. 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 (CIM),是由英國人戴德生牧師於1865年創辦的超宗派的跨國家的基督教差會組織。
  5.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5/21/1832-6/3/1905),英國基督新教公理宗來華傳教士,中國內地會 (今日的”海外基督使團”)創辦人。
  6. 格物致理—格:推究;致:求得。探究事物原理,從而獲得知識;出自《禮記·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
  7. 昭通—雲南省城市,位於雲南省東北部,地處雲、貴、川三結合部的烏蒙山區腹地。
  8. 土目—土著的首領;土司手下的頭目名為土目。
  9. 蚩尤—上古時代九黎族部落酋長,中國神話中的戰神。原為炎帝臣屬,炎帝被黃帝擊敗後,蚩尤率81個兄弟舉兵與黃帝爭天。
  10. 黃帝—古華夏部落聯盟首領,中國遠古時代華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被尊為中華“人文初祖”。
  11. 橫濱—日本東京都市圈的重要城市,位於日本關東地方南部。
  12. 楊森—民國時期四川軍閥,川軍著名將領。國民革命軍陸軍二级上將,貴州省主席。
  13. 廣陵散絕—成語,比喻優良傳統斷絕或後繼無人。

作者簡介:屬青橄欖團契

責任編輯:陳一萍

 

 

 

 

如此枉费?

文:郑嘉文、刘安玲

 

一个月前,我们一位在宣教航空使团(MAF)担任宣教飞行员的朋友,在印度尼西亚一次空难中去世。听到这则消息,我们异常震惊和悲哀,脑海中第一个念头是:“真是浪费”。 朋友花了10年的时间装备自己成为传教士,但在印尼服事不到两年就过世了。

朋友去世的消息和她的生活点滴开始在媒体上广为流传,我们也受到提醒,她的一生为基督而活。当全球很多人因她的生命见证得到启发和鼓励时,上帝的荣耀得到彰显。我们内心感受到鞭策,就如同一个女人把昂贵的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门徒责备她“何用这样的枉费”时,耶稣这样责备他们: “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太26:7-10)”。我们有何权利判断,如果她活得更久,她的生命对神的国度会 “更有成效”?朋友的一生都在为基督而活,包括去印尼前装备自己的10年时间,都是献给祂的“美事”。

疫情期间,我们每天辗转在家庭、工作和事工之間,似乎所有的日子都混在一起,经历无休止的 “清洗、过水、重复”。我们等着去日本开始下一个人生阶段,认为那样“生产力”会更高。但圣灵是否正通过朋友的见证提醒我们,过程与目标同等重要?当目光只放在终点,我们常常看不见神不仅自己在做工,也呼召我们在等待中为祂做工。我们不知道神何时为我们打开去日本的门,但可以肯定,我们在这里度过的时光,与在日本度过的时光同等重要。

在非常时期,我们会努力寻找神所定义的 “美事”,感恩祂给我们的每一天、祂的鞭策,和给我们的重新定位。祂让我们看到,每做一件事,每一次与人相交,都是在爱祂、服事祂、敬拜祂,也在平淡之中找到美。神一直在做工,也邀请我们同工。祂提醒我们生命的每一天,都是把“美事”献给祂的机会。

作者是本教会长老夫妇,跨越桥(英文部)事工核心团队同工,并准备在今年底受教会差派成为海外基督使团(OMF)赴日本的全职宣教士。请为他们的服事祷告。

翻译并责任编辑:潘澜


Why This Waste?

by Chris and Emily Cheng

A month ago, one of our friends serving in Indonesia as a missionary pilot with Missionary Aviation Fellowship passed away in a plane crash. The news was a huge shock as grief and sorrow poured over us. One of the first thoughts that came to our minds was, “Why this waste?” Our friend had spent 10 years of her life working towards being a missionary pilot and had not even been in Indonesia for 2 years.

As news of our friend’s death and memories of her life began to circulate widely in the media, we were reminded of how her whole life exemplified a life lived for Christ. We saw God glorified as many around the world were inspired and encouraged by her life testimony. And we felt rebuked, just as Jesus rebuked his disciples for asking the same question when a woman poured expensive perfume on Him. “Why do you trouble the woman? For she has done a beautiful thing to me.” (Matt 26:10). What right do we have to judge whether our friend’s life had been wasted? What right do we have to question whether her life would have been more “productive” for God’s kingdom if she had lived longer? Our friend lived her life for Christ, and each day of her life, including the 10 years leading up to Indonesia, had been given to Him as “a beautiful thing”.

As we navigate family, work, and ministry during the pandemic, each day blends with the last as we mindlessly go through cycles of “lather, rinse, and repeat”. We find ourselves waiting to begin the next stage of life in Japan, when we can be more “productive”. But is the Spirit reminding us through our friend’s testimony that the process matters as much as the goal? As we anticipate our destination, we often lose sight of how God is working and calling us to work during the journey. We may not know when God will open the doors to Japan, but surely how we spend our time here in the US means as much to God as how we will spend time in Japan.

And so we find ourselves convicted to look for “beautiful things” as God has defined during these abnormal times. We are thankful for each new day God gives us. We are thankful that God rebukes us and reorients us daily. We are learning to find beauty in the ordinary by seeing how everyday tasks and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are ways to love, serve, and worship God. We discover beauty as God reminds us that He continues to work and invites us into that work, reminding us that each day of our lives is an opportunity to give back to Him “a beautiful thing”.

Editor note: Chris Cheng is an elder of CBCGB. He and his wife Emily are members of the CrossBridge core leadership team. They are scheduled to be full-time missionaries of Overseas Missions Fellowship (OMF) to Japan at the end of the year. Please pray for their ministry.

人為朋友捨命(拾遺)

文: 陳一萍

編者按:陳一萍師母的《人爲朋友捨命——林才欣的故事》感動了無數讀者。該文在公衆號發表時,出於篇幅的考量,作者做了刪節。讀過原文的同工認爲刪去的部分相當可惜,建議讓它與讀者見面。MAF,英文全稱 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中譯為“航空宣教使命團”。瞭解歷史上MAF的一批批宣教勇士們前仆後繼的故事,我們會更加理解林才欣所做的義無反顧的選擇,同時更加深刻地領會“薪火相傳”的宣教使命。

巴布亞與MAF

印尼的巴布亞省,位於世界第二大島——紐幾內亞島(或稱伊里安島)西部,1963年成為印尼最東邊的省份,2001年之後,從它再獨立出西巴布亞。

印尼的巴布亞省,今為印尼的四個特區之一,當地基督教會林立、信仰基督的人口佔絕大多數;這與大部分信仰伊斯蘭教的印尼省份不同。原來,這是西方宣教士長期撒種耕耘的結果;其中,MAF自1952年以來,便不斷在他們中間工作。

印度尼西亞地圖

信仰傳承

1956年1月,MAF機長Nate Saint,與他的四個宣教伙伴Jim Elliot, Ed McCully, Pete Fleming, 以及Roger Youderian在厄瓜多爾殉道。

MAF 駕駛員 Nate Saint (1923-1956)
(電影海報照片來自網絡)

他們的故事於2005年被拍成電影《長矛的尖端》(End of the Spear),而Jim Elliot的話: “失去那不能保存的,得著那不能失去的,這人絕非傻子。”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也正是所有殉道者的寫照。

如同Nate等五名殉道的宣教士們一樣,1968年9月,兩位MAF的宣教士Phil Masters 和 Stan Dale,也在巴布亞為Yali族人所殺;他們的屍首從未被找到,但他們的妻子與各五名子女從未懷恨,反倒繼續福音事工。

宣教士 Phil 一家 。他的妻子 Phyliss 當時正懷著他們的第五個孩子。
宣教士 Phil 在印尼的 Korupun 搭建帳篷

直到2010年5月第一本Kimyal新約聖經完成。當地牧師在奉獻儀式中,手持聖經、熱淚盈眶向上帝獻上感恩,深信他們的後代子孫從此有主的話語作指路的光。

2010年5月,印尼Yali的婦女們身穿傳統服裝慶祝第一本用 Kimyal語翻譯的新約聖經的到來
“從此我們將活在光明之中!”

林才欣於2010年暑假來到印尼巴布亞省實習,返美後積極參與MAF各項培訓,並取得商業飛機駕駛執照;2018年來到印尼,學習當地語言,2019年移居印尼,定居於此;將自己全然奉獻給巴布亞島民,把基督的愛傳給他們。

2020年3月COVID-19疫情爆發,林才欣為他們執行醫護飛行,提供防護物資。5月12日飛機失事殉職,5月15日長眠於印尼巴布亞省森塔尼。

而今,林才欣正等待基督再來之日,與父母、親友、眾聖徒在永恆中再相聚;當地的福音事工,仍要繼續傳承下去,直到那日!

疫情中執行飛行任務中的林才欣
在印尼的300名MAF同工與當地居民為他們心愛的林才欣宣教士舉行追思禮拜

作者:教會歷史工作者,本教會愛關牧師張子義之妻

責任編輯:陳東博

定格四十

—紀念林才欣

文:子翊

視茫茫髮蒼蒼齒牙動搖那昌黎
默想些什麼別是巴田間那以撒
說不惑了卻倉惶陳蔡那仲尼
忘了迷羊是自己那摩西

四十是難跨的數字

但你卻跨過大洋
在小島和小島和小島之間
冒險飛行。碧波在下白雲在上
以愛為翼

以愛為翼
載多重的心情助島民抗疫情?
沈下去,你的軀體
飛上來,魂魄觸及上帝的心跳

沈下去,我們的不捨
飛上來,你定了格的
四十

(06/09/2020, Boston)

责任编辑:潘 澜

氣貫長虹的宣教飛鷹林才欣

文:安娜


那沖入雲霄的飛鷹是哪位?
MIT團契深思颯爽的才欣。
何竟隕落印尼島鏈巴布亞?
獻青春年華聖女化作新星。
巾幗豪氣千萬丈完胜怯懦,
預告信仰承傳代代大復興。

5月13日《美國宣教航空使團 MAF》:
“以沉重的心情,我們通告我們的一位成員,2017屆宣教碩士林才欣,昨日死於飛機失事。她作為一位飛行員和信息技術專家,服務於美國宣教航空使團。她也是麻省理工學院研究院畢業生。正在運送COVID-19抗擊新冠肺炎的物資,飛往Papua巴布亞省邊遠的村莊。由於她對基督和航空事業的摯愛,正在幫助許多孤立無援的民眾改變人生。”

5月14日《今日基督教雜誌 CT》:
“作為宣教航空使團(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MAF)的飛行員,林才欣(Joyce Chaisin Lin)當時正在向印尼漫長島鏈最東端的巴布亞省的一個村莊運送快速測試包和學校用品。宣教航空史團布賴德·霍格蘭說,她早6點27分從森塔尼市起飛,兩分鐘後發求救呼叫。警方稱,搜救隊發現她駕駛的科迪亞克100型飛機,墜入附近的森塔尼湖,並在水下約40英尺處打撈出她的遺體。”



林才欣就讀MIT期間,是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CBCGB)的會友,結識了一批本教會的同齡人。她回到位於波士頓郊外的戈登康維爾神學院進修時,又認識一些在那裡學習的本教會神學生和教牧同工。以下從與她有故交的CBCGB大家庭成員的諸多紀念文字中選錄幾段,以瞭解些許她的行事為人。神學院老師盧牧師、大學時期好友安琪,路得,和退休的Sandy牧師, 是這樣回憶和紀念她的:

盧牧師:“引錄Jim Elliot的話,紀念Joyce Lin:她並非愚蠢,獻出她所不能保存的,換來她所不能失去的。…她在服事主中獻身。她跟隨了主耶穌基督的腳蹤。期望一代亞裔美國人跟隨她的榜樣,為福音為他人的生命放下自己。”

安琪: “才欣為這一工場的預備中,曾有單一清晰并聚焦訓練為服事主;然而,她仍是如此谦虚而富有同情心和愛心。難怪為她(犧牲)而悲痛的消息,如此廣傳。”

路得:“我一直在反思,才欣一定原已計算過跟隨神呼召的代價。為宣教也為那里住民,去最邊遠難達之地開飛機。就在上週,她寫得多麽充實,飛到新冠病毒蔓延的村莊,運送各村所需的(抗疫)物資和肥皂。… 我感謝神,為我們每個有幸認識你的人,和從我們聽到有關你的事的人,所留下的精神遺產。”

Sandy 牧師記得在MIT學生團契Joyce和Amy姐妹倆的樣子。在負責青年兒童事工中,儘管未曾個人交往,但清楚記得才欣在團契裏深受愛戴和尊敬。

才欣犧牲在遙遠的印尼海島,運送COVID救援物資和學校學生用品,起飛不久飛機墜毀,犧牲她年輕的寶貴生命,她已被主接去,安歇在主保抱裏,遙望著我們如何用我們的生命服事。

林才欣激起我追憶往事,多次聽聞已故雙親扼腕痛惜在云南宣教,傳福音分享主愛的航校師生,其中絕大多數弟兄,都在對日空戰中,被絕對優勢的日本軍機擊落犧牲了。他們的名字年復一年被存留的家人親友念誦,直到將來在不可震動的城,天上的家與主見面的日子。是的,我們願意受激勵學習才欣的榜樣,朝向十字架,永不後退。

林才欣豪氣衝天、直上高空穿过彩虹,現在化為閃耀的新星,照耀著宣教工場和信仰承傳之路。她計算過做基督門徒的代價,熟知在印尼島鏈遙遠東端的村莊,單機飛行運送病患和抗疫物資的巨大風險;她付出青春年華義無反顧,無保留地交託全部,包括她非凡才幹和豐富知識、可佩服的勇氣、富有同情心、深邃的智慧、和基督之愛、傾灑滿腔熱血,回應呼召跟隨耶穌無論何往。她純然美好良善,吃苦執著恆忍、義無反顧捨身取義,將一切最好的奉獻與主,和主所愛的村民們。她成為抗擊新冠瘟疫中,傳遞基督之愛的管道,廣施天父的慈愛憐憫,惠及遙遠邊陲的印尼島鏈最東端,達於無數孤立待援的父老鄉民婦孺。才欣最高貴、最寶貴、值得效法的是,她的聖潔純一的心和摯愛。

這世代將長遠記念這位充滿聖愛的巾幗英豪。向她可敬的僑領父母和姐妹們致以深切慰問,祈求天父親自撫摸安慰和賜下平安。可讃佩敬虔服事社區的父母,在主裏養育才欣成為當代女英雄。她在MIT及ROTC之後,從業高科技十載事業有成,領受呼召進入戈登康維爾神學院,顯然冒風險投奔宣教航空事業。她可歌可泣的史詩,不但在抗擊新冠前線,綻放奇花異彩和基督之愛的馨香,且將永被念誦,激勵一代又一代宣教士使團,在這彎曲背逆的世代,引領亞裔年輕一代在信仰承傳之路上向前直奔,引領推動世界宣教工場的大復興。

作者屬愛主團契

責任編輯:陳一萍

人為朋友捨命

——林才欣的故事

文:陳一萍

林才欣加入MAF之初

母親節後兩天(2020/5/12)禱告會中傳出Joyce Lin(林才欣)空難殉職的消息。想著這個與自己孩子有著相仿年齡的女孩,本該是成家立業的明日之星,何竟隕落他鄉?想著母親節後失喪女兒的父母,情何以堪?我忍不住探尋她的人生軌跡,查訪她魂牽夢縈的MAF與Papua, 更採訪與她同期神學院畢業的林有洧傳道,寫出她的故事。

天生秉賦

Joyce Lin,林才欣,1979年在美國出生,父母年輕時自台灣來美留學,林才欣下有兩個妹妹,她們在敬虔愛主的父母撫養下成長。 初中之前,一直生活在乾燥涼爽的科羅拉多州山上;之後全家搬到馬里蘭州。開始的時候,她還挺不適應那潮濕悶熱的氣候;後來,卻這樣的氣候感謝,因為是主為她預備日後去到熱帶叢林的印尼宣教。

1997年高中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申請到國防部空軍全額獎學金 (Air Force ROTC),就讀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MIT),完成電腦學士與工程碩士學位,並參加我們英文堂聚會,結識了許多同齡人;他們在教會裡結為屬靈夥伴,就像北加州高大挺拔的紅木群、緊密連接、屹立不搖。日後,他們或在教會成為重要同工,或受差成為宣教士,去到偏遠之處作福音先鋒。Joyce Lin是他們中間的一份子,卻又如此與眾不同。

她沒有一般女孩子的嬌氣,也不追隨時尚;開朗而隨和,深思而沉穩;從不誇口,也從不呱噪;只想討主歡心,只為祂活。她長於邏輯思考,是電腦程式的編寫能手,還具多項才能,能彈琴、能清唱,會空手道、也會開飛機。開飛機是她極大的興趣;大學期間曾參加滑翔機駕駛活動,說服了父母讓她學開飛機。取得私人飛機駕駛執照後,更帶著家人飛翔旅行。她說她的大腦,似乎天生就是為電腦工程與開飛機而設計的。

2002年自MIT取得工程碩士後,進入空軍擔任網路安全工程師;退伍之後,進入企業界擔任高級主管。2008年蒙神呼召,放棄高薪,進入戈登康威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就讀道學碩士科(Master of Divinity)。該科畢業生,或成為牧師,或成為一般宣教士;她卻對兩者都無興趣。

天窗打開

2009年,一日她返家探望父母,正準備進房打包行李,以便次日返校,突然一巨大聲音對她說: “You should google missionary pilot.” 這是她平生第一次所遇到的事,但那聲音卻又大到不容她忽視。於是上網查詢 “飛行宣教士”,第一個跳出來的 “航空宣教使命團” MAF(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其上所列事工的第二項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竟與她所學、所好相吻合。霎那間,彷彿一道窗簾被打開,她所尋求來自天上的呼召、使命,就此展現眼前;是如此奇妙地結合了多年來,耶穌在她身上的裝備與未來對她的託付:(1)電腦專業、(2)飛行喜好,與(3)愛人助人,為離島之民,帶來基督之愛。

MAF與巴布亞

2010年暑期,她進入MAF實習,前往號稱“萬島之國” (共17,506個島嶼)印尼,萬餘島鏈中最東之省–巴布亞(Papua) 實地考察。那裡原是荷蘭殖民地,1967年劃歸印尼;在崇山峻嶺中,散住著250個部落,靠著長途跋涉彼此往來。直到MAF自1952年開始在Papua成立基地,無數宣教士代代相傳地在那裡撒種、深耕,帶來基督信仰與人道救助。

長期預備

林才欣說: “ 在基督教宣教士到來之前,巴布亞並不是熱帶天堂。巴布亞各部落活著,就是為了互相殘殺;他們一直活在對其他部落與對諸靈世界的恐懼當中。”

2010年,暑期實習結束離開巴布亞,她堅信自己應該追求航空飛行;但是沒有任何保證,能否走到這一步。因為,雖已取得私人飛行執照,她仍需取得商業飛行執照與飛機維護保養認證。

為此,返美後隨即返回職場工作,以便支付飛行訓練的費用。與此同時,還面臨背部的一些健康問題,不確定自己是否可以長期在印尼服事。

但是,她說: “門從未關閉,所有障礙都被清除了。我感謝以各種方式幫助我克服這些障礙的每一位飛行教練、每一位朋友,和每一位醫護人員。…我感謝神,祂讓我看到我未來的樣子,並信實而堅定不移地,帶領我走在通往巴布亞的道路上。”

2015年,林才欣取得商用飛機的駕駛執照; 2017年從戈登康威爾神學院畢業,與我們教會林有洧弟兄同一天畢業並緊鄰而坐;林弟兄說: “從她身上,我看到年輕一代為主毫無保留、毫不退縮的獻身,她是那麼地堅定與勇敢。”

林才欣自戈登神學院畢業(照片由林有洧傳道提供)

2018年,林才欣住到印尼學習語言,2019年移居巴布亞省;以飛行員和IT專家的身分,來到MAF位於森塔尼(Sentani)的基地。每天早上,從住處步行到森塔尼機場辦公室,坐在桌前開始她從事IT一天的工作;她已協助完成了長達一年的光纖布線項目,以支持MAF在巴布亞的工作。

成聖之處

對她而言,辦公桌絕非僅是一張桌子,而是神在她身上做工、使她成聖的地方。她說: “我每天早晨禱告,就是簡單地求神使我對聖靈敏感,使我當天能用某種方式,成為某人的祝福;也許不是通過飛行,不是通過電腦技術,而只是通過30秒鐘的一次談話。我實在非常快樂,當我越配合神的帶領,就越能發現每天生活中,充滿了各樣小小的機會,為別人的生命帶來改變。….我常感覺:哇!我何其蒙福,能參與這項事工。因此,每一個飛行的日子,對我都是一份禮物。” (詳見MAF《林才欣的自述》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nFi7pShL28 

林才欣深得巴布亞居民的心

2020年3月,終於完成在MAF的首次個人飛行,隊友們為她潑水祝賀;她得以獲准在巴布亞省20個村莊服務。她說:“第一次獨自登上Kodiak的感覺真是太棒了,自從我認識航空宣教以來,它一直是我的夢想飛機。”  又說: “我最感恩的是我對神有個人的體認,祂從未在我每一次的低潮中離棄我,反倒以我自己所無法實現的方式,一再將‘哀哭變成跳舞’(詩30:11)。…儘管駕駛飛機和在電腦上工作,使我無比興奮;但我最興奮的,還是通過幫助人來分享耶穌基督的愛,將他們深深的挫折和哀傷,轉化為舞蹈和歡欣。”

林才欣以MAF機師身份完成獨自飛行

疫情爆發

2020年3月印尼爆發COVID19疫情;當時已有15,000 個確診病例,超過 1,000 個人死亡。印尼成為中國之外亞洲疫情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所有航班都已停飛,林才欣仍在執行任務。一次飛行途中突遭氣候變化,被迫降落巴布亞省中部大城瓦梅納(Wamena)。

正巧遇上一名婦女急需搭機到外地接受手術,林才欣將她扶上飛機;她的健康狀況使她無法保持坐姿,於是又將她扶到地板上,幫她繫緊安全帶,並開口為她禱告。頓時,那婦人的淚水湧了上來,林才欣也哽咽了,但這不是悲傷的淚水,而是希望的眼淚。印尼自從新冠病毒鎖國以來,此次醫療救護飛行是MAF的首次,也是林才欣的首次;對她而言,意義重大。

2020年5月6日一封電子郵件中,她說: “艱難時刻增強了我在巴布亞服事的意義感。每一次飛行,我都親眼目睹MAF如何將偏遠村莊,和至關重要的物資、醫療聯繫起來。這在正常情況下都不能當成理所當然的事,而在目前限制旅行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這裡的人們提醒我們,每次飛機在他們的村莊著陸時,他們是多麼地感恩。”  而她個人,更是將每一個能夠飛行、給人幫助的日子,看作是神極大的賞賜。

林才欣為巴布亞省馬米特居民運送防疫物資

2020年5月12日當地時間,清晨6:27,林才欣獨自駕駛Kodiak,滿載這些物資,自森塔尼起飛,預定一小時後抵達馬米特(Mamit)高地機場;村民們期盼著她的到來。

馬米特居民永遠的懷念

然而這次她失約了。起飛兩分鐘後,她發出求救信號;兩個小時後,搜尋隊在森塔尼湖(Lake Sentani),發現了失事的飛機與她的遺體。憂傷而帶著盼望的村民們,在她預定降落的跑道上留言懷念,相約天家再相聚。

2020年5月15日(美國時間5月14日晚)],疫情尚未解封,在印尼巴布亞森塔尼,大約300名MAF同工和當地居民戴著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為他們心愛的林才欣宣教士舉行追思禮拜。全程二小時又九分鐘,現場直播,三萬多人觀看。

誠如當地一位宣教士Chase Reynolds所說:“林才欣引起外界如此大的關注,產生這樣的影響力,並非單因這起(飛機失事)事件,而是因為她一生的行事為人。”

永恆意義

母親節前,林才欣在卡片上寫著:”媽媽,祝你母親節快樂!我是這麼地慶幸,有你作我的媽媽!你和爸爸是我這一生中第一份最大的祝福;因為你們對我的愛,使我能夠去愛世上其他的人。” [1]

受限於美國與印尼之間邊境關閉,父母與兩個妹妹均未能出席追思聚會。從來不哭的父親,當消息傳到時仍忍不住地哭了。會中,MAF宣布成立林才欣紀念基金會,所有捐款將全數用作栽培當地青年從事航空宣教,以慰她父母的心;此刻失落的一粒種子,將來必結出許多子粒來。(約12:24)

林才欣去世,與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MIT朋友圈,激起了極大的迴響。他們都知道,她是在她最愛的工作崗位上,為她最愛的朋友們獻出了生命。

2018年3月,友人問她曾否擔心過飛機失事;她說: “如果我真的死於此事,那也是死於上帝呼召我做的事;對此,我並不後悔。”

和內地會準宣教士博德恩 (William Whiting Borden, 1887-1913) [2]一樣,林才欣活出了 “沒有保留,沒有後退,沒有後悔” 的一生 (No Reserves, No Retreats, No Regrets) !

他們短暫的一生,都是效法耶穌為他人而活、為他人而死的生命,甚至為那毫無血緣關係的朋友,獻出他們寶貴的生命。

耶穌說:“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更大的。”(約15:13)

後記

木蘭樹寄托著整個家族的懷念 ( 照片由Joyce家人 提供)

林才欣去世前,每週與父母和妹妹們固定有視頻的時間;去世後,兩個妹妹與父母仍密切聯繫。雖然,他們仍是無話不談,也有數不盡的回憶;才欣已不可能再加入他們。但在悲傷中,他們仍存著盼望。

不久前,才欣41歲生日,全家人在後院種了一棵木蘭樹,作為整個家族對她永遠的懷念!

[1] “Happy Mother’s Day mom! I’m so glad you are my mom. You and dad are the first greatest blessings of my life.   Because of the ways you have loved me, I am equipped to love other people.”

[2]  威廉博德恩 (William Whiting Borden, 1887-1913;中文譯名或作威廉波頓) 以向中國西北回民宣教為職志,1913預備加入內地會,前往開羅學習阿拉伯語言與文化,不幸罹患腦膜炎而遽然去世,年僅25。臨終前,他將遺產捐贈給內地會;內地會為紀念他所興建蘭州“博德恩醫院”(Borden Memorial Hospital)於1918年完工。其生平詳見戴存義師母(Mrs. Howard Taylor, 1862-1949)《忠心的管家》(Borden of Yale-The Faithful Steward, 香港證道, 1969); 他的三句名言: No Reserves, No Retreats, No Regrets ,是自己和無數宣教士生命的寫照。

照片除注明者外均來自MAF網站並獲MAF授權使用。

作者:教會歷史工作者,本教會愛關牧師張子義之妻

責任編輯:張子義

神怎樣帶領我祖父大衛

How God Led My Grandfather David

By Anna Beth

Great Grandfather called as a Missionary Coolie,Two Churches Built before His Death

In January 1860, my great grandfather Rev. Luk-Wu Chau (周路伍牧師) accompanied an American missionary to visit the immigrant coolies onboard at Canton Seaport. He had pity on coolies as there were no believers to minister to them. The missionary asked, “Why don’t you go with them?” After asking God on his knees to confirm that it was God’s calling, he told his parents. They had no objection and put him in God’s keeping. The next morning, he took his wife with her medicine chest and luggage to register as immigrant coolies on board. Once all set, the ship launched for the South Pacific, passed the Strait of Malacca, via the Indian Ocean, arou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crossed the Atlantic Ocean, and arrived at the destination, Georgetown, the capital of British Guiana. During the nearly three-month voyage, his wife cared for many who were seasick. Once they landed, they were sent to the plantation of Peter’s Hall. Rev. Chau was mistreated as ‘Lazy’, but they later found out that he was a pastor, an intellectual, being able to write letters for coolies. He proclaimed Jesus Christ as the Savior and converted many coolies to believers. He built two similar churches, one in the West Bank of the River and one in the East. He endured hard toil on the farm and ministered to coolies day and night for 16 years. He fell ill in bed and passed away a year later.

Grandfather Left School at Twelve for Hire God Granted Hewlings and Ewing to Edify

Great grandmother Mack Shee (謝瑪克, 1820-1914) escaped from the piles of dead bodies that the Qing army slaughtered nearly 100 millions, wiping out the rebels in Southern China. She was received by my great great grandparents who were wealthy believers. Mack Shee, a strong and capable medical doctor, married my great grandfather Pastor Luk-Wu Chau and together immigrated to British Guiana to minister to coolies. She laboured in the field and dealt with urgent cases of illness. At that time, the male, female, and child-labor daily wages were three pennies, two pennies, and one penny respectively. They were provided a shed, a yard, and seeds to grow vegetables, and raise chicken as they wished. In 1876, great grandfather died and left his wife with two children far from their homeland. She picked a rich shop owner Kam to marry her daughter through her match-maker friend. She let her son Loy Chau quit school to be hired by Kam to learn the business. Great grandmother and Kam were then not Christians but self-reliant, so they resented Loy’s dependence on God for everything.

Anglican Pastor D. Ewing had favor on Loy for he loved Sunday school, swimming, soccer, weightlifting and boxing, so he granted Loy his Scottish family name Ewing. Loy Chau registered his chosen name formally as David Johnston Ewing Chow (大衛 約翰斯通 優銀 周, 1867-1923)in the Anglican Church. David obeyed his mother and to quit school. David’s headmistress, Miss Hewlings, saw that his scores had always won first place from the first grade to the fifth grade, and said to him, “What a pity, you have not yet finished your sixth grade courses. The shop opens at 6:15 am. Come to me at 5:00 am, and I will teach you Math and English literature. I am sure you can finish them all within six months. You love to read. I will lend you the books you need. They are useful for your future. In anything you do, never forget: It is God who will help you through everything.” David came to her daily at 5:00 am till he completed all of his eighth grade courses. His reading speed and good memory allowed him to complete everything in five and a half months. David thanked Miss Hewlings for her love and kindness. David loved reading the Bible, singing hymns, and kept learning diligently all his life.

Lost Job and Left Home Due to Baptism ,God Led Him to Various Business Skills

At the age of twelve, David decided to be baptized. His mother and Kam said, “if you do, you must leave the family shop.” In public, he would wear a Chinese long gown, which would be washed and ironed in advance. At 11 pm, he closed and organized the shop, and went to sleep at 12 am, and got up as usual at 4 am. Baptism Sunday had arrived and this was his happy day to glorify God. However, the long gown was missing. He immediately realized that his family wanted to stop him. After a quick breakfast, he walked 8 miles to catch the first ferry at 6:30 am, and arrived at the opposite side at 7 am. Then he walked 4 miles to th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at Peter’s Hall. Everyone was busy preparing for the banquet after baptism. They were surprised to see David dressed in shorts, not in his long gown! He explained that his long gown was well-prepared but missing as his family wished to stop him from being baptized. Regardless, he came to be baptized. They teased him and provided him with all the necessities. The pastor said: “God looks at a man’s heart, not at what he wears.” When he returned home, his mother and Kam asked him to leave. He knew God allowed him to be tested, and said, “God will carry me through all the tests.” He saved the wage that Kam paid him at the departure and deposited the money in the post office near the train station. He sighed in saying goodbye and prayed for his mother to be in God’s keeping.

God led David to two shops. He prayed and chose Wolee for having opportunities to talk about Jesus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to be near Rev. Lau Fook of Peter’s Hall Church. The shopkeeper knew little English. He saw that David was bilingual and skilled at bookkeeping and said: “You are honest and straight-forward and you are the one I need.” He paid him much better than Kam did. David had meals with his assistant and the shopkeeper’s family. The two banks in the city opened at 9 am for cash deposit of weekly sales, then for purchasing goods. He took the slack period to go to the department stores to meet the managers, staff, and studied all sorts of goods and businesses. He would pop in to see how the tailor measured customers, and cut out paper patterns and stitch them together; how the jeweler melted gold or silver coins and poured the molten mass into metal molds with holes of various sizes. As the metals went through the holes, they would harden into thin threads and be dropped into the basins of water to form different shapes and be turned into jewelry. He observed how carpenters laid the foundation to take the extremely bitter greenheart woodblocks, the boards were laid on the pillars and on the pitch-pine boards above the pillar, the position of the windows and hinges to them and the rafters. He remembered details and took notes afterwards.

Serving Church and Praying Hard,Mother Repented but Kam Died

Similarly, he learned how to cook rice, vegetables, meats, and fish with salt, pepper, sugar, vinegar, soybean sauce at the right heat so that the vegetables would be green and crispy, and the beef with soy sauce, sugar in wet starch, tenderly flavored. All of the notes played a part in his ministry and in the kitchen in church and for his future. Over a year in Wolee, he provided the herbs and ointments his mother used successfully. He also sold groceries like flour and rice in wholesale and barrels of smoked fish and salted meat with full knowledge of the business, as he knew the prices fluctuated now and then, based on the scarcity of the stock until new stock came. David fully enjoyed his work and prayed for his mother.

God led David back to Kam since Kam’s helper was dishonest and incapable and Kam was addicted to opium. So they asked David to return and apologized for letting him go. David resigned from Wolee, took the train to Leonora, and rushed home. His mother in tears hugged her only son and repented. Waking up from lethargy Kam asked David, “Will you pray for me to God and Jesus Christ that I may give up opium and be healed, if I promise not to touch the opium pipe anymore?” David said, “Are you serious about your promise to God and me to stop smoking?” He said, “Yes.” David knelt beside him, prayed earnestly to God to break the addiction in Jesus’ name and to heal him, and thanked God for hearing his prayer. Kam slept well through the night, then had three meals, repented, and put away the pipes. Business improved for five months. Then the opium smoke re-appeared. Kam had resumed smoking opium, became very ill, and implored David to pray for him. Though discouraged, David knelt by Kam to request earnestly, but in the midst of the prayer, someone came in shouting, “Hog’s Head.” Immediately Kam replied, showing that he was not in prayer. David felt God would not answer this prayer. The next night, Kam died. His sister married a brother in the church six months later.

Laid Hand as an Elder and Being Taught Granted Godly Emily and Children

Peter’s Hall had morning and evening services. But Leonora was far away, and so had to be content with only one morning service, except if on special occasions, the Pastor stayed for the night, then two services were held – morning and afternoon. Rev. Lau Fook led by the Lord appointed David at almost 16 as the Elder of the Leonora, agreed with his request to be taught in Peter’s Hall biweekly. The deacons and brothers in the East Bank came to serve in rotation.

God led David to set up his own shop. David saw an empty plot of land of about two acres in the middle of the village, abandoned by the owner. He at once went to ask the landowner if he would like to sell the unused field. The owner promptly said, “Yes” and offered the land for $500. David immediately purchased the land. David built similar houses for two shops, a grocery store stocked up in barrels, and a department store for clothing. His mother, sister, and two nephews all came to help. In two weeks, the store opened on a Saturday, which was payday in the plantations. Everyone wished to see what David would sell in his new store: new toys, kid’s clothing, hardware, smoked meat, and fish in cans, etc. The sales ran quite well from 10 am to 10:30 pm, with the last 30 minutes for guests from distant farms. David’s classmates and nephews watched over the goods. They ate cold meals with hot tea, organized the goods, washed and went to bed.

The next day was Sunday. David led his nephews to Leonora church, calling people on the way to the service at 11 am to worship God. The new store was a great success. God led him to get a wife as his helper. He asked Rev Lau about the shy girl Emily(艾米利梁, 1870-1927) across Sunday lunch table with her parents. Everyone said, the two were an excellent match and the marriage would be a great help to the Leonora church. Her mother was blind and her father a good shopkeeper. David fell in love with her, so did she with him. Pastor Lau blessed the two in their engagement and held their wedding in two months in the Leonora. People of the three churches gathered in the Leonora to celebrate. Then Emily became pregnant but at 4 months suffered a miscarriage due to overwork in the shop and in the garden. The couple trusted in God for His good will to let them have some experience for the future. They thanked God for His kindness and protection. God granted them 8 boys and 4 girls: All except two were given Biblical names. The eldest girl was named Rebecca, the second a son, Solomon, then Jeremiah (Jerry), James, Rachel, Elizabeth, Joseph, Mary, Charles, Robert, Emmanuel (died young), and Nathaniel. Eleven grew up and all loved the Lord.

Summary

The rich merchant Hoashoo who supported churches was aging. So he called David and their wives to pray, and then hired a teacher for home schooling after school hours. Two families held home worship after Sunday service in the church. The eldest son-in-law James Low came. The three families: Hoashoo, Ewing Chow and Low worked together in ministry and in business. During World War I,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gar. David, led by God, with his reputation purchased eight sugar cane plantations and updated sugar factories. He was a known entrepreneur and elected as president of the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the British, Dutch, and French Guiana. To win ove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for Christ, he built and managed the YMCA in Georgetown. Rev. Fook Lau’s passing made him the only bilingual preacher in the three churches at Peter’s Hall, the East Bank, and the Leonora. David, overworked, collapsed and died with a word to his children: “Leave home to spread the gospel afar with funding set ahead for their missions.”

Stories of Missionaries

Amazing Grace through Generations

Anna Beth

Initial Cause Tom, my son’s father-in-law, said earnestly, we ought to pass on our family heritage to my grand-daughter Amelia in writing. Her first birthday has drawn near. What is the proper gift for her? Her pure joy has stirred up my heart: In the coming ages God might show the immeasurable riches of his grace in kindness toward us in Christ Jesus.(Eph 2:7) Oh!Yes. I am to write for her “Amazing Grace through Generations: Stories of the Missionaries.” It should b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or the little girl to learn both as her mother wishes.

Outline The series is led by a synopsis, initially depicted by my 3rd uncle James, “David and His Children” about the family stories of my grandpa, David Johnstone Ewing Chow (周大衛, 1867-1923). Uncle James L. Chow (周雅各, 1894-1980) studied at the Christ College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and Gray’s Inn of Court. He was distinguished among the few who were qualified to stand and to plea, as the British Barrister at Law (Cantab. England, 1916). He joined Chinese Christian Student Federation, where he served in teaching at the east-end London. His writing on the Ewing-Chows was passed on to me by Dr. Alexander Kee Sui Pan (潘其瑞, 1932-2017), his grandson Alec, who stated, “This is the sole copy.” Alec’s father, my 4th Uncle –in-law Dr. Tsoh Chen Peter Pan (潘作琴, 1899-1959), served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as her personal physician. He also served the Lord. Alec’s mother was my 4th Aunt Moy (Mary Honora 周美玉, 1900-1987). The personalities of the family tree in the outline are shown below.

July of 1981 my family was invited to Canada by my cousin. When Alec passed on Uncle James’s typed manuscript, and said, “ This is the sole photo copy I mad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your father (Charles Ewing Chow 周康耀, 1904-1982) in my childhood, I obtained dual degrees of Medicine and Music for gospel to serve the Lord.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first missionary trip of the Chows from China to South America. For the awareness and benefit of those of us living in America, and the generations to come, it is being writte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extending hence from great grandpa to grandpa, from grandpa to my father with aunts and uncles, and from father to us and our children. The torch of the gospel has been and will be passed o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God works wonders in every individual’s heart returning to Him and acknowledging Him, our Lord Jesus Christ as the personal savior and the Lord of our life; and, we follow His footsteps, according to His calling to each of us.

World Turbulence and Family Migration

In the middle of 19th century the world was in turbulence. The United Kingdom experienced social upheaval due to abolition of slavery. It caused a shortage of labourers in the plantations in British Guiana, where slaves were no longer sold. Therefor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mported poor or destitute farmers by contract to come to South America as coolies or labourers in the plantation. At the same time, in China, an army of the Qing Dynasty Empire maneuvered to conquer the rebels sweeping through Southern China, fiercely suppress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which was waged from 1850 to 1864, against Qing dynasty with estimated war deaths up to 70-100 million. Rebels in numerous towns and villages were wiped out. People were slaughtered, leaving piles of dead fighters and families. Some survivors hid beneath heaps of bodies, and after the army left, these survivors fled. Luckily those who survived this calamity heard of the potential immigrants signing contracts, heading to a new world across the ocean with the help of British people. They all rushed to Canton, thinking of how to escape from the slaughterhouse, and to cross the sea to the plantation working as coolies as the cost of paying for the voyage. With great uncertainty for their future, but needing to flee at any cost, they rushed to get on board to avoid the massacre. They could not wait to be there, where they would have food and lodging, and safety.

Visiting Immigrants Onboard, a Young Pastor Receiving A Calling

Now this is where my grandpa David’s father Chau Luk-wu (周路伍, died in1876) and the founder of th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comes in. My great grandparents were missionaries by calling to ministry, but David’s mother Mack Shee (謝瑪克, 1820-1914) was also a doctor and acupuncturist.. She treated patients using herbal medicines, including dried specimens and seeds. It is extraordinary how my great grandparents became immigrants to British Guiana. The day before the ship was to sail, an American Baptist Pastor and Missionary, accompanied by a young keen Chinese Pastor Chau Luk-wu, my grandpa David’s father, went to see some of the immigrants congregating on the wharf. The young Pastor’s heart was stirred with pity and sighed, saying: “How sad it is to see this boat full of my countrymen going to a distant country with no one to minister to them.” The missionary turned to him, smiled, and said, “Why not go with them and take the gospel to them and others there?”

Pastor Chao Luk-wu Obeyed Calling to Oversea Mission

As soon as the young pastor Chao Luk-wu周路伍went home, he got on his knees and prayed, “Is it a call from you, Lord that I shall go?” He definitely felt that it was. He at once told his parents that he believed the Lord had asked him to go on the ship the next day to declare the “good news” and God’s plan of salvation through Jesus Christ, His Son. Whosoever believes in Him and confesses their sins before God, their sins little and big, they would be forgiven, for Jesus shed His blood on the Cross of Calvary, for the remission of the sins of the whole world-you and me. His parents, apparently Christians, made no attempt to stop him, but commended him into God’s keeping. He and his wife Mack Shee 謝瑪克said goodbye to his parents and family and went to the pier, just in time to get on board before the ship sailed away from the pier and headed for the sea.

Red Riding Hood

The Voyage was Hard

The ship was named the Red Riding Hood (Red Riding Hood, see page 28 ) and set off January 22, 1860, sailing through Singapore, past the Cape of Good Hope, and arrived at Georgetown, British Guiana South America on April 8. The voyage was a long and tedious one, occupying 75 days, pass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Malacca,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Atlantic Ocean (See bellow). The trip was very trying and painful for the Pastor. He was unlike the farmers and workers of the fields, was not accustomed to a “hard” life. However, with medicinal herbs from David’s mother, who was an herbalist and Chinese doctor, Chau Luk-wu was able to help many on the ship combat sea-sickness and other ailments. As a result, fewer died en route, compared with previous voyages to British Guiana.

Born in Chung-San, Guangdong province, Chau Luk-wu 周路伍, my grandpa David’s father was reported in the 1915 book by British governor, Sir Cecil Clementi (1875-1947). He had traveled with his wife Mack Shee 謝瑪克 on the Dora which landed in Georgetown on April 4th, 1860. Family memoirs show that Chau Luk-wu started working in Demerara and it is more likely that Chau and his wife were passengers aboard the Red Riding Hood which landed 5 days after the Dora.(My great grandma Mack Shee 謝瑪克 and her grandson, my 3rd Uncle James 周雅各, a photo of 1914, see bellow)

For Gospel A Young Pastor Was Made a Coolie

Georgetown, the capital of British Guiana, is near an island called, “The Devil’s Island,” where the French government sent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hardened criminals to the end of their days. Very few were able to escape due to the sea being infested by sharks. Those who made it passed the sharks soon had to give themselves up to the authorities, as most were nearly dying from starvation. The Devil’s Island no longer exists as a prison, as it brought notoriety to the French government and people.

On arrival in Georgetown, on the Demerara River, the immigrant indentured laborers went to the various sugar and other plantations. Grandpa David’s parents Chau Luk-wu 周路伍, wife Mack Shee 謝瑪克were sent to the Sugar Plantation of Vries-Lust, about 7 miles from the City of Georgetown. On arrival, the Pastor Chau Luk-wu was sent to Peter’s Hall, near the sugar estate there. But he could not physically tolerate the labour of the cane field, and became ill.

Ministering Coolies Wholeheartedly


The overseers thought he was a malingerer who was pretending to be sick, but soon discovered that he was a refined and educated man as he used to write letters for the other Chinese labourers to be sent to their families in Canton. “See how God works!!”
Chau worked in the fields while his wife was later able to earn a bit extra as a herbalist and acupuncturist by providing medical services to the Chinese workers, although payment usually came in the form of garden vegetables, eggs and chickens.

He was then made a sort of teacher and advisor to the workers. That suited him because he was able to teach and preach to them about this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In the course of time, he was able to convert quite a number. Through the help of his former pastor and the Baptist Church, he erected a church that seated about 120 people, as well as a house behind the church with about 4-5 rooms, a kitchen, and a large verandah, a half-sized safe parapet wall, and, the original enclosing wall of the old church.

Breaking New Territory for the Good News

The house was built on high greenheart-wood pillars and the wood of the house was of crab-wood which termites would not eat, because both greenheart and crabwood were very bitter. The church went on expanding in members and the workers on the estate saved enough money, to build another church and house across the Demerara River, almost opposite Peter’s Hall, as there were many Chinese workers at three of the largest estates there, so the converts there could work among them to accept the Lord. They therefore were able to build another church near the Canal Bridge, so that members from Peter’s Hall could take their boats to attend service and leave them at the Canal Bridge, and walk to the church about 200 yards distant.

They also put up a large building for the Elder or for whomever was sent there to conduct services to be able to stay there in the four large bedrooms. Adjoining the building was an enormous shed where meals were provided and where baptism services were held for converts. Converts were baptized in a deep pond at the back of the church. The rear of the church and baptismal pond was a long stretch of land with coconut and fruit trees, which was used for graves of deceased members of the church. This church was on the east bank of the Demerara River, whereas Peter’s Hall was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Demerara River.
Planting and Building Two Churches

At Peter’s Hall, the church ran a long way right up to the river. At low tide, the river would recede about 50 yards, so they built a bridge right up to the water at low tide so that baptisms could be held at either low tide or high tide.

Still later, another church was built on the west coast on land given by the Leonora Estate Company. The church was built by the side of the main road, which branched off to the left, on all the land from the bridge running several hundred yards up to the seashore. On that land, the members followed the same pattern of construction as at Peter’s Hall on the east bank. The church was named the Canal West Bank Church. The baptismal pond and main church, which could hold 150 people, were located at the front. Behind the church building was a house with 4 rooms to accommodate those to be baptized. Beyond these buildings was a large kitchen shed for cooking meals. Beside this shed, was Pastor’s building with 2 large bedrooms for the Pastor’s use, and another large room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for the caretaker, and for those who wished to spend the night there.

Rested Untimely Leaving His Son to Carry On

Great grandpa worked in the field. So did his wife in the field, rescued the immigrants in emergency, with herbs and acupuncture for free, though she accepted chicken and eggs. She gave birth to a son at age 47 in the field. The boy Chow Loy 周洛宜 was my grandpa and his name was changed at baptism at age 12 by Pastor Ewing to:David Johnstone Ewing Chow. That was what David’s mother told him: After she gave birth to David, Mr. Ewing found her working in the field with her infant in a bag beside her. From then on, he got her work indoors.

Mr. Hoashoo, a rich merchant, acted as David did, and helped considerably to erect the church. Years later, when he died, he was buried at the church. “The two families of Hoashoo, and David Ewing Chow were closely related. Later, the Lows came. Not only had the Hoashoos, Chows, and Lows served the Lord and built the church together, but there were also multiple marriages among their children.

So far as can be ascertained, the previous English Pastor was never married as he thought only of the Lord’s work. Pastor Chau Luk-wu inhabited the English Pastor’s quarters, planted and shepherded two churches. Both he and his wife worked, died, and were buried there. Pastor Chau Luk-wu was an intellectual and scholar. He served the Lord and labored as a coolie in the plantation for years. The plantation work impacted his health and he passed away at an untimely age, when his son was only nine years of age. In approximately 1876, Chau fell ill and died a year later, leaving a daughter aged 12 and a son, Chow Loy, aged 9. His son, my grandpa David, grew up, being chosen and used by the L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