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宣教士羅達理、吳立賢牧師夫婦

《心版》編輯組

編者按：羅達理(Ron Adhikari)、吳立賢牧師夫婦，從1984年開始，成為本教會支持的宣教士。羅牧師原籍印度，是第三代基督徒，在印度、新加坡、韓國和美國求學並受造就，從1967年起開始全職事奉，1995在本教會按牧。立賢師母在台灣長大，從台灣大學心理系和波士頓學院(BC)教育心理系畢業後，就讀於新加坡“門徒訓練中心”(1974-1976)，遇見羅達理傳道，返美後擔任本教會牧師助理(1976-1981)。他們於1981年在本教會結婚，婚後曾在芝加哥台灣福音教會事奉至1984年，然後進入宣教工場。他們的事工詳情，請參閱與各國籍牧師共同寫就的《家門口的福音》（中華信義神學院、道聲出版社，魯思豪編，2013年）。羅牧師於2013年11月，應邀前來主持本教會“宣教和社會關懷”年會；11月9日領完聚會後，他接受本刊採訪。

可否請分享您的信主經歷，和怎樣走上跨文化宣教的歷程。

我是第三代基督徒。祖父是尼泊爾的印度教婆羅門貴族，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看到福音單張信了主，由於不能在當地公開他的信仰，來到了印度大吉嶺地區，在受洗的宣教機構的農場上找到工作。我的父親在農場上出生，長大後成為教師，去了加爾各答，在那裡認識了我的母親，結婚後搬到哥倫堡（Kalimpong) 。1944年我在基督教醫院出生，在成長過程中受到蘇格蘭長老會的薰陶。

我第一次聽到福音，是在高中時一位澳大利亞老師的課上。但當時認為我在基督徒家庭長大，也受過洗，已經是基督徒了，所以不覺得福音是講給自己聽的。上大學時參加IVCF（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校園基督徒團契），再一次聽到福音，還是沒有接受。當時我們住在米左拉姆（Mizoram）邦，是基督徒人口最密集的邦，大約有90%的人信主(請參閱Patrick Johnstone所編《普世宣教手冊》)。所住的地方，每年有六次佈道會，但是我從不參加。直到一位很有傳福音恩賜的長輩來開佈道會，我去了，回來以後就悔改接受福音，並且開始熱心的向周圍親人傳福音。

在大學裏，一位IVCF弟兄一直幫助我學習禱告、作見證、參加聚會，接受培訓。畢業後，我的目標是繼續深造，拿到高等學位後成為教授，兼職向學生傳福音。這期間政局動亂，米邦想從印度獨立。我的父母希望我從政，通過叔父私下栽培我，在獨立邦的“影子”政府裏任職。於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叔父和其他官員開的難民學校作校長。

這時有兩位IVCF同工邀請我參加他們的事工。被我拒絕了兩次之後，他們建議我先兼職一年，體會是否是出於神的呼召，然後再作定奪。我當時心中說，如果這是神的決定，祂會提供經濟上的幫助和旅途的平安。很快，我的禱告夥伴們為我籌足了旅資，六天後我順利到達印度南部，與同工見面。

當時我大學畢業二年（1967），IVCF團隊中有資深的律師、教授、和來自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籍宣教士。這讓我害怕不能勝任，但心中非常高興，覺得是神的靈給我喜樂和平安（西3:15）。面試時，他們問我是否願意一起同工。我回答說，我不稱職。他們隨即問，上帝給了你喜樂和平安嗎？我說，是的。他們說，邀請你來，是因為神在我們心中做了工。其實我們都不夠格作祂的工。如果你覺得不稱職，其實就稱職了。如果今後你認為自己稱職，我們的事工可能就不需要你了。我說，如果這是神的決定，那麼我願意。這樣，我在IVCF服事了七年，受到幾位同工的培訓，最後負責東北五個州的事工。

七年後，我接受邀請，到新加坡的“門徒訓練中心”(DTC, Singapore)接受跨文化宣教的深造(1974-1976)，在那裏與立賢（Shelby）相遇；學成後又去了韓國讀神學(1976-1980)。1980年，回到米邦的時候，我的內心充滿了挫折。雖然韓國的福音很興旺，但是那裏神學院的學術氣氛和對外籍學生的歧視讓我氣餒，削弱了我對服事的熱情，甚至幾乎離開宣教工場。

和Shelby在新加坡的相知相識很不尋常，完全是神的恩典，而且印證了神的呼召。想起十多年前，還是ICVF學生時，有同工去東京開會，我們懇切為台灣禱告，當中有不少人流淚，因為在1968-1969年期間，台灣的政局動盪不穩。當時我很受感動，對主說，主啊，如果你要我去台灣，我一定會去。其實在台灣我誰都不認識，也不知道有人會需要我。正像以賽亞書55章5節所說的，“你素不認識的國民，你也必召來；素不認識你的國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華─你的神以色列的聖者”。在新加坡認識Shelby，我當著是神的應許。我問主，您是這樣要我去台灣嗎？
回到印度以後，我和從新加坡回到波士頓的Shelby籌劃結婚。婚後從1981開始，我們在美國定居三年。1984年加入了遠東宣教會（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OMS），被差派到菲律賓至1988年。1990年到1994年繼續由SEND國際差派，在菲律賓宣教共達十年，在那裡植堂，並在神學院教學。當中回台灣很多次，見Shelby的父母。
在菲律賓的最後幾年，當地對宣教士的需要減少，我們求問神是否開路讓我們去台灣服事。1995年，我們結束在美述職，返菲途中經過台灣，還有幾個月的空檔，受差傳機構委託，我們在台灣的接待中心（guesthouse）作臨時主管（host）。在短短的時間裏，我們看到很多菲律賓、泰國、和印尼籍在台灣的勞工，沒有人牧養，我們就問SEND台灣，是不是可以把我們的宣教工場從菲律賓轉過來，讓我們留在台灣作外籍勞工的事工？這樣，25年以後，我的以賽亞55章5節的禱告終於得到實現。

回想為什麼經歷了如此長的時間，我想這是神要我學習克服驕傲的功課，祂等我謙卑一段時間後才將應許之地——台灣的門為我打開。其實以前在新加坡、韓國和菲律賓所學、所教的神學課程，都為我在台灣的事工打好基礎。每次回到台灣，從機場開始，馬上覺得有回到家的感覺，而在其它地方都沒有這種感覺。雖然我的事工很平凡，但我心裡有平安。正如我在IVCF的面試，如果你覺得很稱職，神也許不需要你。我們都要學會謙卑，這是祂教我的功課。

請簡單介紹你們在台灣外籍勞工和外來眷屬中間的服事。

我們最早是在菲律賓勞工當中服事，從關懷開始。期間曾去菲律賓，尋找願意來台灣牧養的工人。五年後有菲律賓同工加入，成立了同工團隊。直到他們有了自己的牧師，可以自立，我們繼續在教導、教材和經濟方面提供幫助。現在他們已成為獨立教會。《家門口的福音》對當時的拓荒，有詳細講述。雖然事工由我們開始，但當時幾個國籍的族群已經有雛形，一直有同工參與。

越南教會的起頭，是一群越南新娘，由一位教授在帶領，但是他只會中文講道。我去越南的教會打聽，問有沒有人願意去台灣牧養這群人。他們差派了一位牧師，來台兩個星期短宣。越南新娘們很開心，因為有人用她們的母語講道，給她們禱告；但是因為沒有牧師餵養，她們回家以後，還是回到以前的生活，有些人繼續崇拜偶像。我們於是向歐美的越南教會求援。最後，一位CMA（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基督教宣道會）差派到柬埔寨作越南事工的牧師即將退休，答應來台灣牧會，四年後終於成行，成為台灣越南教會的第一位牧師。

泰國教會的事工，在南部由信義會開始。他們在嘉義按立了一位來自泰國的浸信會華僑牧師，牧養那裏的泰國勞工。同時有一位曾經在泰國服事的德國宣教士，開始在台灣北部宣教。我幫助這些教會作公關，為他們聯繫經濟資助，給他們提供電腦（現在他們電腦懂得遠比我多）。他們現在已經有七位牧師。很多勞工住在集體宿舍，我不懂泰語，不能和他們直接交往，更多的是幫助這幾位牧師。

我們也幫助印尼的基督徒。他們大多是來台灣求學的學生，很多人以前已經是基督徒，有的是華裔。他們畢業後定居下來，開始建立自己的教會。

我們和這些外籍教會的牧師同工，為他們提供協調、幫助、禱告，也一起籌劃事工。我們沒有正式結構，各自都是獨立教會，各自處理事工，不受任何機構管理。但是，牧師們會一起聚會，進行腦力激盪（Brainstorming）。
這樣，我們從1995年開始作外籍勞工和眷屬的事工，十年後開始放手，到十二年後這些教會都相對獨立了。從2010年開始，我們將事工轉移到SEND國際的“異象119（Vision 119）”項目，在嘉義的大溪厝原居民地區拓荒植堂。

請您指點本教會的年輕家庭，怎樣排除疑慮，預備自己，等待神的呼召，前往宣教工場。

不是所有人都能去宣教工場。首先教會需要成長鞏固，打好根基。可能五十個家庭裏，會有一個得到特別的呼召去宣教。可能會有猶豫，其餘的人要全力幫助他們。其實建立堅實的信仰基礎，將孩子扶養成人，將信仰傳承給他們，工作上敬業，在職場作見證，都有宣教的內涵。如果有夫妻或是單身的弟兄姐妹得到呼召，我們需要幫助他們印證這是否出於神。我覺得神不需要志願者，因為這是屬靈的事工，所以必須是聖靈的催逼，讓人感到呼召。如果有人確實印證得到呼召，整個教會都要準備好，一起來幫助他們。我們有的，都會和你們分享；你們不會挨餓，除非我們也挨餓。要有這樣合一的心志。

謝謝您犧牲休息時間，接受《心版》的採訪。晚安。

錄音整理與英譯中：潘瀾
責任編輯：陳一萍